后元二年，在位五十四年的汉武帝，人生走向了弥留之际。

汉武帝的一生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，这事不好评价。有人说他全力北击匈奴，拓展西域地盘，把“大汉”二字推向了历史全盛。也有人说，汉武帝穷兵黩武，把自高祖刘邦建立汉朝，采取“黄老之学，休养生息”打造的“文景盛世”红利，给霍霍没了，导致大汉在武帝一朝，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，“亡秦之失”已经显现。

两年前的征和四年，汉武帝隐约感觉到，大汉王朝和自己的身体一样，快要不行了。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变故，汉武帝召集“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、桑弘羊”四位托孤大臣，以轮台罪己诏为蓝本，重新给汉朝制定了收敛型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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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代完一切后，汉武剧本，落下帷幕。

然而。汉武帝死后六年，次辅兼首席财政大臣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政策，遭到首辅霍光为首的一票人反对。在与桑弘羊交涉无效后，霍光不得不用首辅“挟天子令诸侯”的特权，以汉昭帝的名义，围绕要不要废除“盐铁官营”，展开了一场史诗级辩论。

会议前前后后长达半年，就为了争一点——大汉的经济政策到底应该放开，鼓励民间自由竞争，还是继续朝廷垄断专营。

要求放开的一方，率先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。

盐铁官营下的产品“品质不高、价格昂贵”，催生朝野内外官商勾结，民间土豪凭借关系渠道，拿到稀有产品，哄抬物价，搞得民怨沸腾。这个现实问题，如何解决？

桑弘羊面对对手提出的问题，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反向抛出了另一个问题。

制定盐铁官营的背景，是为了解决传统徭役赋税不足以应对开支的问题。如果放开官营，帝国勉强靠传统赋税维持运转，一旦遇上内藩作乱、外敌入侵、旱涝天灾、兴修水利、营建城池等巨额开支的话，钱从哪里来。

饥寒于边，何以赡之？猝有大灾，何以赈之？诸侯反叛，何以制之？

桑弘羊一问拖三问，问到了问题的本质，也把反对方一下给问倒了。

盐铁官营带来的问题，谁都能够看得到。问题是，大汉的家不好当，外有强敌匈奴，内有藩王伺机而动。这些都需要钱，钱从哪里来。尔等儒生只醉心于道德文章，可是道德文章能够抵御匈奴、平定内乱、给老百姓修桥铺路吗。

儒生一下，哑巴了。

盐铁，表面上是生产生活资料，可上升到经济高度，这就是税，就是钱。

如果盐铁归朝廷专卖，这笔钱就是进了朝廷的府库，不排除中间有不法官吏和富商勾结，从中谋取私利，毕竟大头是进了帝国总账。

可要是交给资本来运作呢，这笔钱就彻底了进了私人腰包。将来帝国遇上天灾人祸，豪强贵族会不会承担起相应的义务。

桑弘羊反提的这个问题，儒生们回答不了。

不是不能回答，而是“不能回答”。

在座的哪个是傻子，哪个不是心里门清。

这是在讨论“民营和官营”的问题吗？哪怕是放开，任由市场自由竞争，盐和铁作为两千年封建社会最大宗的社会交易品，这是老百姓能玩得起的买卖吗？

老百姓连吃盐用铁都费劲，你让他去参与盐铁经营，这不是纯纯的“上坟烧报纸，糊弄鬼”。

因此，“盐铁会议”之争的逻辑是，争的不是民营或官营，不是说民营或官营后，百姓吃饭不需要“就着盐”，耕地不需要铁制农具。

争的是这笔买卖应该由皇帝来做，还是由豪强地主来做。

这帮儒生纯粹是打着“民众”的幌子，以民意裹挟皇帝，企图跟皇帝抢生意做罢了。

皇帝与民争利，是假。贵族想跟皇帝争利，是真。

桑弘羊三问，如泰山压顶，关乎“国本”，确实是没有人敢回答。

皇帝之所以为皇帝，就是他掌控帝国运转的根本，帝国运转是离不开钱的，钱的来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税。

桑弘羊牛掰之处是，他把“盐铁”这种消耗税，变成了“平均税”。谁消耗多的，谁交的就得多。

天底下到底谁消耗的最多，是底层百姓吗？

不是。

我们不能用2000年后的眼光来看2000年前的事，现代人眼中“盐铁”不是奢侈品稀罕物，可在2000年前属于第一等资源。

既然它是奢侈品，就说明穷人消耗的比重一定是占小头，大头都在富人手中。

在享有赋税豁免权的封建社会，贵族是可以免除赋税的。而盐铁的存在，是独立于“豁免权”之外的特殊存在，帝国由上往下，一竿子到底，只要消耗，就得交税。

这样一来，就变相制约了豪强贵族对社会财富的垄断，以及对朝廷赋税的挤压。

后来的史实证明了，在当时的状况下，桑弘羊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。

特别是到了宋代之后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，他力主“藏富于民”，实际上是披着“民众”外衣，行“藏富于地主”之实。

到了明代更没救了，张居正一条鞭法破产后，民众就一步步沦为东林地主家的佃户和家奴。东林党集体反对征收商税，当朝廷没钱了，这伙东林地主不是主动自掏腰包，救社稷和苍生于危难，而是给朝廷出馊主意——往死里加征“三饷”。

最后，李自成和张献忠振臂一呼，大明就亡了。

桑弘羊和他的“盐铁官营”因此成为宋明儒士重点批判的对象， 比如司马光、程颐、程颢、朱熹、王夫之、王阳明等等。

这一票号称“拉响时代惊雷的大儒”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反复强调儒家那一套“仁政，轻徭薄赋”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替王朝解决运转经费来源的问题。

2000年封建社会就是围绕“管和放”这一点，争论了千年不止。在“一管就死，一放就乱”的封建死循环里，桑弘羊至少甘当“小人”，力主“一管到底”，比那些道德儒生，只会空谈“仁政”要强出百倍不止。

起码，对皇帝来说：

管，是等死。放，是找死。在没有更好的出路前，“等死”总要比“找死”死的慢一些。

不是桑弘羊“盐铁三问”不能回答，而是真的“不能回答”。因为，他们都心知肚明，他们反对的不是“盐铁官营”，而是反对不让他们经营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